县域经济“天花板”在哪里？这个5000亿之城打了个样******
中新网2月2日电 (中新财经记者 左宇坤)一座县级市的经济体量能跻身“大城市”行列，甚至超过一个西部省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近日，“最牛县级市”昆山再传捷报，成为全国首个GDP突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昆山牛在哪里？县域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又是否有其他县级市能与昆山一决雌雄？
江苏昆山，一轮红月亮升起在慧聚寺上空升起，与寺塔相映成趣。 图片来源：ICphoto县域经济“天花板”有多高？
近来，全国各地陆续发布2022年经济成绩单。除了各省市之间你追我赶的激烈较量，一个县级市的表现也颇为亮眼。
据昆山市统计局消息，2022年昆山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006.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8%。全国首个GDP突破5000亿元的县级市诞生。
结合目前已公布的2022年31个省区市GDP数据看，青海GDP为3610.1亿元，西藏GDP为2132.6亿元，昆山已超越两者且与GDP为5069.6亿元的宁夏十分接近。
除了可与省份比肩，根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江苏昆山已位列全国105个大城市之中。
自2005年昆山首次成为全国百强县之首后，便稳坐这一位置18年，近几年更是加速发展。数据显示，昆山分别于2014年、2019年跨越3000亿元、4000亿元新台阶，从3000亿元到4000亿元用时5年，而从4000亿元到5000亿元仅用了3年。
在昆山202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新一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1月29日的“新春第一会”上，昆山提出要加快复工复产，全力以赴帮助企业保用工、争订单、拓市场、稳增长，切实以首季“开门红”引领“全年胜”。
“小六子”何以逆袭霸榜十八年？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身为“百戏之祖”昆曲发源地的昆山，正如昆曲传统剧目《牡丹亭》中所唱的一样，是座秀丽娇美的江南水乡。
总面积不足1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0余万人的昆山，曾经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在江南这片富饶的土地中并不显眼。更是因为在当时苏州下辖的6个县中排名垫底，被称为“小六子”。
“小六子”逆袭的故事要从改革开放讲起。1984年起，昆山抓住机遇、奋起直追，靠着“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争先创优”的昆山之路，实现农转工、内转外的转型和崛起。
倚靠“最强地级市”苏州，接壤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上海，谈起昆山的发展，首先绕不开的就是其“接沪连苏”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被认为是昆山突破的基底。
“双城通勤人”林涛(化名)在上海工作，住在昆山花桥，这里是大量无法在上海落户或买房的人的最佳居住选择。
“我每天乘坐11号线通勤3个多小时，地铁承载着大量和我一样往返上海市中心与花桥的上班族。也有同住昆山的同事开车往返，每天来回高速120多公里。”在林涛看来，昆山撑起了众多年轻人梦想与现实的平衡点。
据苏州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消息，苏州轨交11号线预计6月开通运营，届时将在花桥站和上海地铁11号线无缝“牵手”。这也将进一步推动昆山融入上海大都市圈。
航拍苏州昆山花桥花溪公园。 泱波 摄与此同时，昆山还是大陆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密集、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据统计，昆山实际经营的台资企业有3300多家，昆山地区生产总值的30%、工业总产值的40%、利用外资的50%、进出口总额的60%来自于台资企业贡献。
正如昆曲在与其他戏曲形式的融合中萌发新芽，昆山经济的发展之路同样离不开包容的气质。除了昆台融合，昆山也在加速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耦合发展。
“产业链优势是昆山吸引外资最大的底气，之所以昆山能够保持全球笔记本电脑‘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市场份额，就在于一直坚持‘缺什么招什么’，打造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昆山市委书记周伟曾表示，昆山正在积极地构建新的智能终端产业链条，聚焦头部企业，给资源，保要素，为企业落户昆山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不可忽视的县域力量
说到县域经济的领头羊，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同属江苏省，与昆山“双雄争霸”的江阴。
无锡代管的江阴截至目前尚未公布2022年GDP。以2021年的数据看，江阴该年GDP达到4580.33亿元，以167亿元的差距紧随2021年GDP为4748.06亿元的昆山之后，位居次席。
江阴北枕长江，南近太湖，地处苏锡常“金三角”的几何中心，历来为大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和江海联运、江河换装的天然良港，工业实力首屈一指。
在2021年GDP十强县中位列第三的，同样是来自江苏省的张家港。此外，江苏苏州常熟市、江苏无锡宜兴市也跻身前十。
这几个已然有着地级市体量的强县也极大拉动了江苏经济发展。2022年，江苏省GDP首次迈入12万亿元新台阶，五年间跨越四个万亿元台阶，紧追广东。
县域经济对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从强县云集的江苏、浙江、山东、福建等沿海省份持续发力，到湖北、河南、四川等内陆省份奋起直追，城镇化发展的道路上，更多“超级强县”不断出现。(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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